本报记者 杨金丽
“莽权”，顾名思义就是王莽新朝时期的度量衡标准器，一共8件，1925年出土于甘肃，如今分别珍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在“莽权”的保护之路上，沧州人杨慕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8月30日，记者赶往北京，采访了杨慕时先生的孙子、孙女杨万里、杨万春、杨万胜、杨婕。他们说：“爷爷保护、捐献‘莽权’已经是90多年前的事了，但每次说到此事，我们仍然油然而生崇敬之情。”
78岁的杨万里儒雅严谨，一派学者之风。退休前，他是北京一所中学的校长、北京市人大代表，曾担任西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（不驻会）。他说，爷爷去世早，关于爷爷的故事，他们大多是从奶奶、父母和爷爷的朋友那里听说的。退休后，他开始查阅史料研究爷爷的生平。爷爷一生做过很多大事，他保护、捐献“莽权”的故事，背后蕴含着家国情怀、民族大义，尤其令人感动。
外国商人盯上“莽权”
时光回溯到上世纪20年代。
1925年，一场大雨后，甘肃省定西县（今甘肃省定西市）巉口镇秤钩驿的农民秦恭偶然从地里发现了8件大小不一的铜器。1929年春，迫于生计，秦恭的哥哥秦让用手推车推着这些铜器到兰州去卖，以废铜烂铁的价格，卖给了古董商。这些铜器在古董商之间转卖，其中，2件刻有铭文的铜器在北京卖出了天价，一下子在兰州引起了轰动。
此时的杨慕时正担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。他保护“莽权”的行为，还要从甘肃计划开采玉门油田说起。
杨慕时是盐山县韩集镇大高村人，毕业于直隶高等商业学堂。他早年参加北方同盟会活动，民国初年受到冯玉祥的赏识，成为其重要幕僚。从1925年起，杨慕时先后任甘肃省政府委员、财政厅厅长、民政厅厅长、建设厅厅长等职。当时甘肃连年天灾，战火频频，他大力赈灾抗灾，厘定税制，严惩贪官污吏。
“1929年，甘肃勘探部门发现玉门一带石油蕴藏丰富，上报到建设厅。当时爷爷正担任建设厅厅长，准备开采玉门油田。外国商人听说后，来到兰州找到爷爷，提出由他们出资主导油田开采，并许诺给爷爷股份。爷爷深知油田是国家资源，绝不能私自出卖，他断然拒绝了外国商人的提议并说，只要我在位一天，绝不让你们染指甘肃的事务。”杨万里说。
这几个外国商人见计划不成，又盯上了刚刚引起轰动的秤钩驿出土的铜器，想以高价买走。当时，兰州古董商手中还有6件铜器。虽然还没有最终确定文物的价值，来询价的人却络绎不绝，古董商准备待价而沽。
强买“莽权”保住文物
得知此事后，杨慕时坐不住了。
自从1925年到甘肃任职以来，了解到敦煌文物流失国外的情况，杨慕时十分痛惜。1900年，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了敦煌石窟藏有大量古代文书和佛像。此后20多年间，不断有外国人利用欺骗、买通等手段，窃走古书、壁画、塑像、木质活字印刷字模等大量珍贵文物。杨慕时痛恨外国人私自收购文物的行径。对这几个外国商人的行为，他一直非常警惕。那时，甘肃省政府虽然也发布了保护地方文物、防止流失的公告，但当时战乱不断，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淡薄，政府也没有收购文物的资金，这批文物很可能被外国人买走。怎么办？
杨慕时果断出手，拿出家中积蓄800块银圆，派省会公安局局长高振邦来到古董商家中，撂下银圆，强行抬走了剩下的6件铜器。
“爷爷决定买下‘莽权’时，还不清楚这些文物的价值。他只是觉得，不能再让中国的文物流失国外。”杨万里说，爷爷为官清廉，去世时家中一贫如洗。最终由他的生前好友、著名爱国将领高树勋一力操持，才办了后事。奶奶生前说过，这800块银圆，在当时是一笔巨资，爷爷已倾尽了家财，比起那位古董商收购时的价格，已翻了8倍。当时的情形迫在眉睫，爷爷虽说是强买，但目的是保护文物。
杨慕时任建设厅厅长，为何能指挥公安局局长高振邦？杨万里说，1929年，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离开甘肃前曾下令，把省政府一切事宜交由杨慕时与另一人临时代理。不久，孙连仲接任甘肃省主席，仍将甘肃省政府事务交由杨慕时与那人临时代理。而且，杨慕时与高振邦同为盐山人，杨慕时在军中久有声望，高振邦也很尊敬他。
杨慕时让高振邦将这些铜器买回后，直接拉到省立兰州民众教育馆。他请来当时这方面的文物专家，经鉴定、研究后最终认定，这批铜器就是王莽新朝时期的度量衡标准器，是国宝级文物。
高风亮节捐献国家
1930年4月，杨慕时赴陕西省担任西安市市长。临行前，他将这批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省立兰州民众教育馆。他说：“这批古董出自甘肃，自当留给甘肃民众。”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杨慕时参与组织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，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。抗战期间，他曾任高树勋领导的39集团军总参议。1945年春，杨慕时病逝于西安。
“爷爷临终前留下遗言说，‘莽权’是国家珍贵的文物，不能私人占有。他还说，‘莽权’出土于甘肃，应该留在甘肃，供甘肃民众参观和研究。”杨万里和他的弟弟妹妹们都说，每次和家人讲起这段故事，总是又感慨又自豪。感慨的是，为了保护国家文物，爷爷不计个人得失，这样的人，古今又有多少；自豪的是，正是爷爷关键时刻勇于出手，才让国宝“莽权”避免了流失国外的结局。
杨慕时捐献给国家的6件“莽权”中，历经战火、岁月，如今5件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，1件和当时北京古董商买走的2件“莽权”珍藏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。一套文物虽身处两地，但终未流失国外。
“度量衡是国家统一的象征。我们热切盼望着分藏两处的‘莽权’早日合一，以实现爷爷的愿望。”杨万里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