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心怡

扶贫工作、政治生态、乡村故事、凶杀案以及诗歌、新闻与理想。诸多元素被放置在一部长篇小说中，且有主题、有原型，还有作者胸中蕴藉多年的、真挚到放到现实语境中略显尴尬的情怀。这些虚构的、非虚构的材料采集到一起，酝酿出令人百感交集的故事。这是王秀云创作的最新长篇《请沿当前道路行走》，写这部小说的理由是，“好吧，那就拿起笔，为即将在职业舞台谢幕的‘六零后’作一个标记。”

小说开宗明义，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：河北省瀛洲市东光县十里村。随着对村况白描式地书写，这个北方村庄的具体面貌很有镜头感地邀请读者进入了叙述。而整部小说的叙事方式类似于传统说书人起源的章回小说，每回目一个小标题，只是这里每个标题不是概括或点题，而是以导航拟人化的方式，有设计感地动态呈现故事的叙事节奏，让读者迅速跟随小说的指引，最大限度地浸入到故事中。

故事从小四之死启航，短短一章过后迅速切换到小说主人公，瀛洲市日报社记者钟有鸣“被下乡”的主路上，时间为2009年的8月，正是我国扶贫工作的“整村推进式扶贫阶段”。钟有鸣是“六零后”，农村出身，一路苦读进入城市，工作、成家、发展，蜕变成为“城一代”，这是许许多多“六零后”的缩影，甚至读哲学、写诗歌也同样是这代人里精英人士的特色。钟有鸣携带着时代基因，踏在时代蓬勃发展的列车上，理想与抱负已形成他生命的基石，但当前的人生规则里，下乡扶贫属于他人生里的横生枝节，是被求爱未遂的上司宁小微报复的后果。

钟有鸣走进了这个叫十里村的地方，带着书生气的赤诚，以及傲骨式的担当。少年小四蹊跷的死亡，村民蒋福锁、蒋二龙的矛盾，老人蒋炳章的秘密，蒋小贞、丫丫、福锁媳妇等乡村女性的境遇，蒋福红的车祸与医疗事件。这些是十里村生活的日常肌理与杯水风波，借由钟有鸣的走访，这些远看如米勒油画的村庄图景，随着小说情节的细致铺陈，浮现出构成真实农村生活的那些不精致的，甚至是粗糙的、丑陋的颗粒度。而这些具体的细节共同指向了一个“穷”字。当物质、资源的贫瘠作为一个结构性的存在，对于困在里面的活生生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扶贫工作到底需要做什么？

钟有鸣上任的第一把火是打井，因为打了井便有了封冻水，就可以改种节水小麦，粮食有了保障就可以吃得起水果、零食，不会再有人只能拾拣别人不要的西瓜皮满足味蕾。钟有鸣挨家挨户走访，深入了解情况，动用个人资源，帮助破案、打井，帮助村民就医治伤。这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业绩，为钟有鸣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人心。但知识分子精神气质里的诘问和反思，又使钟有鸣不能获得完全的实践意义上的满足，他纠结体会着“穷”对人的影响，看到了村庄的真实的人生：蒋炳章战争年代为了逃命而改姓氏落户村中，终生受到嘲笑，他的养子蒋大龙有智力缺陷，买来的媳妇生下外表憨傻的孙子蒋力后离去，家庭陷入贫困。亲生子蒋二龙受大哥拖累，空有力气和能力，却只能依靠妹妹蒋小贞换亲来延续子嗣，这使日后发达的蒋二龙落下了严重的心理暗疾，也使得暗恋蒋小贞的蒋福锁对他怀恨在心，为日后杀死小四埋下伏笔。蒋小贞的女儿丫丫，聪明美丽，被舅舅资助到城里读书，似乎是这个家族的幸运儿，但贫穷作为现实的一种，散落在她年轻生命无处不在的角落和缝隙里。除了生活上的不便，更像楔入自尊心的铁钉，冰冷坚硬，一经触发便疼痛难忍、耻感丛生。当作者借书中人物将理解和思考的触角伸向世间林林总总，小说就获得了向上的、向纵深处开拓的精神向度。

除了描写物质意义上的贫困，小说花费不少笔墨刻画了赵三奔、王明园这类粗鄙的利己主义者，他们精神和良知上双重匮乏，在自私的怂恿下，形成一套无耻而自洽的逻辑，除了对政治生态造成破坏，也制造了对理想与信念的羞辱和伤害。而宁小微作为高知女性，上纲上线地公报私仇使她形象不那么正面，对钟福红无功利心的帮助又展现出她较高的道德基准，与赵三奔等人的政治斗争也凸显出她品格刚直的作风。但她也会躬身自省，意识到自己情感上的狭隘，反思是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贫穷……物质与精神上的穷，都是真正的穷。

当某个时代走向落幕的时候，新时代的钟声也在响起。潘小白作为小说中第二代扶贫干部，他的任务已进入政策里的“精准扶贫阶段”。钟有鸣、潘临以及李梅等“六零后”身体力行所留下的精神接力棒已交由下一代手中，“乡村直播带货”成为新时代的“挖掘水井”，“吃饭问题解决了，下一步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”，已成为新任村支书的蒋二龙和潘小白有了共同的清醒认识。

通过两代扶贫干部的具体基层实践，王秀云写出了不同人物的性格和选择，写出了命运中浓缩的历史与社会、时间与生活，既有倔强的青春理想，也有与现实摩擦后的切肤之痛。这种对人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坚守的描述，诚恳庄重，是属于“六零后”一代人的精神肖像。这种时代变迁中的经验与情感，是作者对世道人心发出的深切召唤，也有对爱与希望的深情回馈。沧桑过后，她依然希望所有的人能够“走正道”，相信人格的力量与道德的勇气在精神高处永恒，而她自己呢？是那个传说中银河下赶路的人吧，披着星光，一路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