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月10日，在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会议室的桌子上，10本封面上盖着“河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”“河北省立泊镇师范学校”图章的书籍平铺在一块红布上。负责校史馆设计工作的老师马永善戴上白手套，轻轻抚摸着这些书，激动地说：“这是我们从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图书馆找到的图书，是我们寻觅多年、见证学校转移办学的图书，是抗战时期国立一中的图书！这是由我们的祖辈肩扛手提，一路步行，从家乡沧州辗转带到河南淅川又翻越秦岭背到汉中的图书！88年了，今天，这些图书终于‘回家’了！”
这些书籍已有近百年历史，纸张虽有些泛黄，却保存完好。它们不仅属于一所学校，更属于一个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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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台区图书馆
珍藏着国立一中近万册图书
2024年11月20日，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行四人赶赴汉中市，开始了寻访校史之行。
四人中包括退休教师刘桂勋。刘桂勋多年来从事校史研究，对国立一中的这段历史，尤其感兴趣。他说，从2015年开始，他们已经四下豫陕，寻访学校南迁办学的历史，但前3次都没有找到图书。他和马永善老师还是从《沧州日报》2020年的一篇报道中，确定了这些书籍的藏身之地：汉中市图书馆。
到了汉中后，他们发现，因为汉中后来又建了一家新的图书馆，所以老馆改名为汉台区图书馆。得知他们的来意后，汉台区图书馆工作人员非常热情，特意打开了古籍馆，让他们查看书籍。
古籍馆是陕西省古迹重点保护单位。工作人员介绍，抗战时期，汉中远离战火，国立一中迁来陕西办学后，才安定下来。国立一中的书籍也得以保存至今。工作人员打开书柜，只见一册册图书保存完好。尽管年代久远，有些书的纸页已经泛黄，书面上的图章还依然可辨。仔细辨认，图章上刻的是“河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”“河北省立泊镇师范学校”“邢台女子师范学校”。
“这些图书有近万册。其中，盖有‘河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’‘河北省立泊镇师范学校’图章的图书最多，占到85%以上。”工作人员激动地说：“我们一直盼望能找到这些书的主人。你们今天终于来了！”
刘桂勋走向书柜，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本书，轻轻翻阅，双眼一下子亮起来：“我们学校成立于1925年，最初叫直隶省立第九师范学校，1928年更名为河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，1933年更名为河北省立泊镇师范学校。这些书见证着我们学校的历史呀！”
工作人员说：“您的眼睛都亮了，就像看见自己的孩子一样。”
刘桂勋激动地说：“这不是我们的孩子，而是我们的长辈呀！这些书是我们学校的师生88年前从河北历尽千辛万苦背出来的呀！”说着说着，他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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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历战争硝烟
见证转移办学一路艰辛
刘桂勋曾4次南下淅川、西行汉中，为的就是搞清楚“泊师”与国立一中的关系。布置校史馆时，他专门陈列了一张“学校老师沿运河南撤”的照片。照片下有这样一段文字——
学校南迁：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在冯玉祥将军协助下，校长杨玉如带部分师生及教学仪器沿运河南下，沿途与多所学校汇合成立国立河南临时中学，最终在河南淅川成立国立一中。杨玉如任校长。”
照片是黑白的，早已泛黄，文字也很简洁。寥寥数语背后，却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在日军南侵的轰轰炮火声中，为了保存文化火种，时任“泊师”校长杨玉如带领师生们沿运河南下转移办学，临走时带上了部分图书和一些教学仪器。淞沪会战打响后，师生们无法继续南下，只好向河南方向步行。这些图书和仪器也被卸下船，由师生们肩扛手提，向西转移。师生们到达淅川后，各地流亡的师生先后汇聚于此。在杨玉如等人的多方奔走下，国立河南临时中学成立了。这就是国立一中的前身。学校主要接纳河北的流亡师生。此后，当时的教育部又先后批准成立了国立二中、国立三中……
国立一中办到哪里，师生们就走到哪里，当初那些从家乡带来的图书和仪器也被带到哪里。
在流亡的路上，图书和仪器被分散到每个人身上。他们白天赶路，夜晚也不敢停歇，因为身后随时有可能响起枪炮声……
到了开封，听到台儿庄战役胜利的消息时，大家高兴极了，认为再打几个胜仗就可以重回家乡继续读书。可是没几天，徐州失守，师生们只好在炮火中带着图书和仪器继续西行。
国立一中在淅川成立后，师生们才暂时稳定下来。当时的办学条件很差，校舍大部分是废弃的破庙和临时搭建的草房。师生们知道这些书得来不易，阅读时都非常小心，生怕把书弄脏了、翻皱了。
1944年4月，日寇西侵。隆隆炮火声中，师生们带着图书和仪器开始了又一次迁徙。当时，日军突然进攻，行动很快。慌乱中，学校来不及整车装运图书和仪器，只能把它们分发给师生携带。走到半路，一些师生因为带的东西多实在走不动了，便把自己的东西扔掉，带着那些图书和仪器，翻越秦岭，来到汉中，继续办学，直到1949年汉中解放。
从1938年到1949年，国立一中培养出4000多名人才，其中包括多名院士、教授和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。不能不说，当初从战火中抢救出来的这些图书和教学仪器也立了大功。
3
两千将士浴血奋战
书中藏着中华民族精神秘籍
“不论是史料记载，还是相关人士的回忆，杨玉如校长转移办学时，带走一批书和教学仪器。这些教学仪器后来留给了陕西的一所中学，但这些书到底在哪里？”刘桂勋说，他多次查找未果后，还是从2020年《沧州日报》的一篇报道中发现了端倪。
这篇报道的题目是《八十三年前的沧州图书为何现身汉中》，发现这些书的，是国立一中校史研究者刘建。
刘建，祖籍沧州，现居陕西汉中，汉中市作协原副主席。他的父亲刘钟智曾在国立一中读书，毕业后又返回学校任教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国立一中改名为城固二中，他曾任城固二中校长。2018年，本报一篇《沧州流亡师生创办国立一中》的稿子，在汉中刘钟智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“父亲看完报道后，痛哭流涕。这么多年了，老人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，还从未这么激动过。”父亲超乎寻常的反应，让刘建认识到国立一中的重要性。从此，他和女儿刘亚玉一起，踏上了寻找国立一中的道路。
在寻访过程中，刘建得知，那些图书和仪器是装在船上，在“七七事变”后、沧州陷落前，在运河里逆水而行驶出华北平原的。那时，他的爷爷刘树森正率领部队在沧州北的姚官屯阻击日寇。阻击战打了三天三夜，近两千名将士阵亡，他爷爷也身负重伤。直到去世，爷爷身上还留有那次战斗中的子弹。这些将士们从时间上为师生们抢救那些图书和仪器、转移办学提供了可能。那个时候，他就在想，一定要找到这些图书和仪器，哪怕知道它们的下落、哪怕看上一眼也好。
2020年的一天，他和女儿去当时的汉中市图书馆翻阅资料，偶然和当时的馆长杨汉军提起国立一中的事。杨汉军说：“我们图书馆就有国立一中的图书。”
杨馆长带他们来到古籍馆，打开书柜，封面上盖着“河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”“河北省立泊镇师范学校”和“邢台女子师范学校”等图章的近万册图书赫然在目。
刘建一下子跪下来，高高捧起那些书，一行热泪潸然而下。
后来他说：“我必须用这样的方式迎接这些书！这是历经硝烟战火的中华文化种子，是近两千名将士用血肉之躯换来的、几百名师生冒着炮火一路辗转背出来的民族精神秘籍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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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回图书和档案
重新梳理学校抗战教育史
2024年11月12日，《沧州日报》以《从<寻找国立一中1938>到<烽火弦歌>》为题，报道了刘建女儿刘亚玉拍摄国立一中纪录片、纪录电影的故事。文章见报后，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。2025年恰逢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校百年。学校决定，组成4人小组，由纪检书记李印军带队，再赴陕西汉中、河南淅川，重新探访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的这段教育史。
在汉中市汉台区图书馆，他们受到极高的礼遇。不对外开放的古籍馆，也破例敞开大门，欢迎他们的到来。工作人员带他们参观馆内珍藏的国立一中近万册书籍，给他们讲国立一中的历史，讲国立一中先进的教学水平和教育理念对汉中教育的重要影响。
这些图书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当听到李印军提出想借阅一些书籍带回泊头后，馆长朱鹏飞慨然应允。他说：“我们在这里守候了这么多年，今天终于等来了书籍真正的主人，就让图书‘回家’吧！”
10本盖着“河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”“河北省立泊镇师范学校”图章的书籍被“请”出书柜，用红布包裹，“接”回了沧州。
刘桂勋激动地说：“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杨玉如校长曾想迁校返乡，后来因种种原因，一直没能如愿。时隔88年，这些书终于‘回家’了。”
这次汉中之行，他们收获颇丰。除了书籍外，他们还从汉中市档案馆发现了国立一中的档案。“作为‘国字号’的中学，国立一中的档案管理非常细致，哪怕转进一名学生，都会上报当时的教育部，登记在案。”马永善说，这些档案对研究“泊师”的历史、沧州师生转移办学的经过以及国立一中的历史，都有重要作用。他们扫描、影印了国立一中的档案，连同图书，带回了沧州，希望能从中发现更多的历史密码。“有了它们，我们离历史真相会越来越近。”刘桂勋说，这些一手资料将对研究学校、沧州、河北乃至国家的抗战时期的教育史有重要意义。
我市退休教师李永翔近年来专注于国立一中历史研究。2020年，他曾到汉中看过这些图书。得知这些图书“回家”的消息后，他和记者一起来到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。看到这些书时，李永翔哽咽了。他说：“88年了，这些图书不知经历了多少战火洗礼、躲过了多少重劫难！”透过这些书，他仿佛看见杨玉如校长带领师生离别家乡、转移办学的艰难情景，看到了师生们翻山越岭、辗转万里传承文化火种的坚定身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