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霈之

暮色初合时，我驾车绕过华北商厦的霓虹，在晚高峰的拥堵里择路而逃。于新华桥头悄然北折，沿大运河堤顶路徐行，车窗筛进一缕古琴声，与暮色中的粼粼水光共舞。这条少人问津的堤岸小道，此刻竟成了通向时光隧道的秘径。

愈往深处，暮色愈浓。水天相接处忽有碎金跃动，原是修缮一新的运河景观。黛色石壁上“戴家园码头”五字倒映水中，随波纹舒展成流动的隶书。对岸垂钓老翁的竹笠半掩入暮，钓竿在月影里划出银色弧线。四百年前漕工呼喝的码头，此刻正被秋风揉碎在粼粼波光里。

戴家园，原名“定园”，其由来颇具传奇色彩。据史书记载，此乃清代大臣戴明说所建的私家园林。沧州老一辈人传说，定园建设之时，所用之土，皆是经大运河航船，自南方远道而来。

读史至此，心中难免生疑，缘何要远赴千里，从南方运土来建园呢？细细探寻史籍，方知其中曲折缘由。

明朝永乐年间，戴荣一族迁居沧州，繁衍生息。嘉靖二十三年（公元1544年），沧州人戴才高中甲辰恩科进士，仕途坦荡，官至兵部尚书，赠太子少保，戴姓一族亦随之显赫。

戴才父母仙逝后，悲痛欲绝的他决定购置大片土地，精心为父母修建坟茔。念及戴姓一族祖籍浙江余姚，他不惜重金，调集船队，日夜兼程，自浙江祖籍运来故乡土壤，以求在时空的跨越中，实现父母乃至宗族的“落叶归根”。

未曾想，运土船队浩浩荡荡，日夜穿梭于大运河上，往返于沧余两地，最终满载而归之土，远超预期所需。于是，戴才命人将剩余的大量土壤，一并堆积于今日的戴家园附近。

时光荏苒，明末清初，戴家后起之秀戴明说，博学多才，于明末崇祯七年（公元1634年）高中进士，及至清初，官至户部尚书。他见先辈留下的南方土壤，心生一计，决定用其修建一座私家园林，即“戴府定园”。昔日的定园，占地广阔，达120余亩，包罗万象，内设学舍、宗祠和庙宇，戴明说还广邀博学之士来此讲学。

与李颙、黄宗羲并称为“明末清初三大儒”的理学大家孙奇逢，曾于康熙四年二月十一抵达沧州，下榻定园，讲学授业二十余日。他与戴明说、陈若虞、陈奉敕等沧州名流，诗酒唱和，谈经论道，在康熙年间的沧州，掀起了一股哲学热潮，至今仍传为佳话。其间，戴明说曾向孙奇逢请教：“心如何得静？”孙奇逢妙答：“濂溪云：‘无欲故静’。”

戴明说问得深刻，孙奇逢答得精妙。“无欲故静”典出《道德经》的“无欲以静，天下当自定”。濂溪先生，即《爱莲说》的作者，一代大儒周敦颐。周敦颐在其著作《崇仁学案·太仆夏东巖先生尚朴》中提出“无欲故静”，其理论来源之一，乃王阳明《传习录》中的“静亦定，动亦定”。两处章句，皆含“定”字，或许亦是鸿儒们对沧州定园的巧妙赞誉。

当年维护园林的工匠、佃户与童仆，世代定居园边，渐成戴家园村。定园历经风雨沧桑，动的是古运河穿越千年的滚滚流水，静的是皓月下巍然屹立的戴家园码头。昔日人声鼎沸的码头，为老沧州带来了商业的繁荣，不远处规模壮观的华北商厦建筑群，在码头初建之时，或许只是运河沿岸的几间简陋小屋。

戴家园及其码头，由弘扬孝道而生，因运河而生息繁衍，以潜心治学而兴盛。戴家园码头，美化沿岸风景，繁荣沧州经济，更镌刻了戴氏一族开拓进取、潜心向学、不忘故土的优良家风。

如今的码头卸下了漕运重担，化作游船停泊的港湾。南川楼、清风楼、佟家花园等十二座码头次第排开，恰似散落运河的玉玦。夜航船犁开千年月色，将“水上公交”的灯火缀成新珠链。遥想《河光刻石》上斑驳的燕篆，恍惚见2300年前的渔官正与今人对望——那些渗入运河的汗水与墨痕，终是凝成了岸边的垂柳与月光。

夜露渐浓时，对岸垂钓者忽收竿起身。竹篓空荡，却盛满一汪明月。这运河终究是懂得：真正的抵达，从不在远方。

点评

《定园》以运河为经、戴氏家族300年迁徙史为纬，在时空褶皱里织就锦绣。从暮色码头的粼粼波光，倒溯至明人千里运土的孝道壮举，再漫入清初定园的弦歌论道，最后归于当代游船载月的清辉。运河水纹中叠映着三重镜像：戴才运土筑坟的执念是游子对根的朝圣，孙奇逢“无欲故静”的玄机道破永恒禅意，而今夜垂钓者空篓盛月的留白，恰是历史长河最诗意的注脚。沧州文脉在码头石缝间汩汩流淌，让坚硬的时间有了水的姿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