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北曲阳，被誉为中国的雕刻之乡。各式各样的石头，从深山幽谷中走出，甚至远渡重洋，经由匠人之手，犹如凤凰涅槃，重获新生。天地万物、自然山水，皆幻化为栩栩如生的石中意象，有的形象逼真、憨态可掬，有的抽象写意、气势磅礴，在凝固的时空里静静流淌。

人类独具慧眼，能洞察石头中的生命。不同于琴棋书画的高雅，石头不仅跻身文化殿堂，亦是实用的物件。品质上乘者，足以让秦赵两国为一块璧玉在朝堂上唇枪舌剑、风云变幻；而粗糙鄙陋者，则可作为牲畜圈中的食槽，或是压酸菜缸的好帮手，亦能成为村头闲坐时的凳几。历经光阴的浸润、风雨的洗礼，每一块石头都独一无二，蕴含着无用之用的禅意。贾宝玉的“通灵宝玉”被视为碰不得的命根子，实则源自女娲补天时“无材弃选”的废物，这一荒诞构思本身就充满了玄机。

女娲炼石补天、精卫衔石填海、愚公移石开路……《水浒传》中一百零八将的精魂与“伏魔之殿”里一块神秘石碑息息相关，神通广大的孙行者也脱胎于汲取日月精华的海边顽石。中华文明灿若星辰，总离不开一块块禀赋各异的石头。这些浪漫想象，将人们对自然山川和生命伟力的崇拜发挥到了极致，也让人心生感慨：多少繁华如繁花，灿烂一时，终究不过是仓促过客；想永恒如石，也不过美好寄望罢了。

文人爱石，至唐宋时达到巅峰，这一风尚一直延续至今。明朝戏曲理论家何良俊曾言：“士君子读书出身，虽位至卿相，当存一分秀才气，方是名士。今人几席间往往宝玩充斥，黄白灿陈，若非贾竖，则一富家翁耳。”此言本在强调名士的底蕴乃书卷气，否则任凭案头宝玩充斥，也不过附庸风雅的商富巨贾罢了。后来，竟有“石痴”将此句中的“当存一分秀才气”改为“当存一方美石”，仿佛几席间若无石，主人便难逃俗物之嫌。

历代雅士玩石癖好五花八门，助推了这一审美风尚的盛行。米芾视奇石为兄弟，白居易待之如宾主，苏轼则奉之如知己。他们站在文化的潮头，引领了对奇石美玉的赏玩潮流。更有文艺圈大佬宋徽宗推波助澜，玩石玩出新花样，竟给一块巨无霸太湖石封侯，并率百官礼拜。只可惜，靖康之耻来得太快，那些耗费民脂民膏采来的花石，在强敌面前终究一无是处。坚硬的石头撑不起一个朝代的柔弱肩膀，北宋王朝就此落幕，巨石“盘固侯”既不能固江山，也无“神运”，在历史进程中只留下艺术的烟花，绚烂绽放后又归于沉寂。

为何千般宠爱皆聚于一石？苍山有意，流水含情，这是多情的中国文人钟情山水的心理折射。他们走下庙堂、逃离案牍，在片刻的喘息中，脚步虽丈量不到名山大川，但一块块奇珍异石便是他们乐山乐水的审美寄托。何况，哪一块美石不是历经千雕万刻，才得千姿百态、风情万种？这种忍受痛苦、不断自修的切磋琢磨，契合了君子人格的淬炼历程。他们在一块石头上，除了见山、见水、见知音，更见到了那个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中渴望的自我。更甚者，石头固有美丑之分，质量上乘者如美玉，自然人见人爱；形貌粗鄙者如顽石，也未必不得人欢喜。精细机巧、浑厚朴拙……何为最美？这暗合了赏石者的情趣与品格。即便米芾先生总结的“瘦皱透漏”相石四法，也未必符合所有玩石人的审美。追逐个性与放飞自我，从来都是人心最奢侈的渴望。

摆在雅室里的艺术石只是石头世界的一枝奇葩，犹如摇曳多姿、曼妙多情的水色女子在广厦华庭中走秀，美则美矣。而更多的美与力量，在缤纷世界中登台亮相。高山旷野、大漠孤烟，那些雄立的“记功石”足以担纲阳刚之美，引领历史的风骚。

公元前119年，少年将才霍去病在“漠北之战”中杀敌俘虏七万余众，于狼居胥山祭祀天地后凯旋。历史的篇章总是由孤勇者书写。公元前89年，车骑将军窦宪盛装出场，大战北匈奴，于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，从此匈奴远遁，北方边境得以“一劳而久逸，暂费而永宁”。封狼居胥、燕然勒石，刻满功绩的大石碑在悲风黄沙中威风凛凛，历经两千年洗礼膜拜，终究湮没于尘埃之中。唯有煌煌青史留下了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”的生命强音，让世代英雄为之动容。

赤壁之战后，孙权迁都南京，重筑石头城以据守长江天险。冰冷的石头对抗着刀光剑影、潮起潮落。繁华落尽后，大唐安史之乱爆发，一位喜欢把玩石头的文人踽踽独行于寂寞的石头城上，发出“山围故国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”的兴亡之叹。看来，不朽的从来不是石头或一座城，而是鲜活的生命、丰富的思想，以及由此创造的历史伟业。

能让国祚永存的是什么？宗教、文明、科技，还是法律道德？世界上最早的法典《汉谟拉比法典》被刻在古巴比伦石柱上，向神明宣誓世俗的规章。而卢梭却在《社会契约论》中疾呼：“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，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，也不是刻在铜表上，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。”同理，当虔诚的信徒拱手揖拜一尊石像时，信仰之翼早已飞翔在石像之外。

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因得罪了诸神，被惩罚往山顶推动一块巨石。巨石即将到达山顶的那一刻，便会滚落山脚，如此周而复始，永无终结。在神话中，西西弗斯是足智多谋的聪明人。那么在负重而行的苦难中，西西弗斯在巨石下的思考，又会是什么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