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村南有一条大河，蜿蜒曲折百余里，自西向东贯穿黄骅市北部，途经30来个村庄汇入渤海湾。河堤桥头上立着一块石碑，上刻“捷地减河”四个字，虽经风剥雨蚀，字迹依然清晰。在我们这一带，这条河俗称“老浮河”，祖祖辈辈生活在河两岸的人们视她为母亲河，充满崇拜与敬畏之情。人们出门在外相遇，一句“咱都是一溜浮河沿儿的”，道出了那种特别的亲切感和自豪感。

小时候，老是听爷爷说起关于浮河沿儿上的事。据爷爷讲，明朝弘治年间，为给大运河减压行洪，减少当地百姓的水患，彻底改变沧州东部人民的生活环境，开凿出了这条大河，上通南运河的捷地，故称捷地减河。那时候，南运河上舟行栉比，物贸鼎兴，水运繁忙。而一到夏天就连我们这儿的河水也常有七八米深，决堤倒灌偶有发生。每到晚上，村里的壮汉便会拿了锄头或是棍棒沿堤巡逻，因为总会担心邻村的人偷偷来挖开河堤。我便好奇地问为啥，爷爷收起笑容，板着脸说，如果我们这里淹了水，人家就可以安心睡觉了。虽然听不太懂，但每次去河边玩耍，望着那滚滚东逝的河水，脑海中总会浮现出爷爷严肃的面孔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“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”，爷爷时不时提起一个人——“老于”，至于名字叫什么，我从未记得。其实，老于并不老，那时也就20来岁。听爷爷说，老于是外公社水利站的一个“专摊儿”，负责我们这段的河道管护。他家离这20公里，每天骑着个“大铁驴”沿着河堤要跑两三遭，监测水情，平堤顺坡，整枝修树，保洁除杂。爷爷天不亮便去河对岸菜畦干活，一来二去，便和老于熟识了。哪天家里做了好吃的，便会早早提上壶酒到堤边和老于喝上几盅。回到家来，爷爷还会感叹，可惜了老于这孩子，年纪轻轻做什么不好，为啥干这又辛苦又没前途的差事？

我和伙伴们在河堤玩时，偶尔在壕沟窝铺里捡到一个破烟袋，半盒洋火，或是个旧铃铛盖儿。拿给爷爷看时，爷爷不免叹息道，老于啊老于，怎么又宿在河边了，老哥不是让你家来将就一宿吗，唉！

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老浮河终于安静下来。很多时候，平坦的河底中间像是突然凹陷下去，尚有或多或少的水断续地流淌。好多村民便瞄上了几十米宽的旱河床，这边植了高粱玉米，那边种上红薯花生。湿润的河床里各种作物骄傲地炫耀着它们勃勃的生机，也让那些旱了几年的庄稼汉重新看到了丰收的希望。

可是眼见花生开了花，玉米吐了穗，老于突然用村里的大喇叭高喊，村民同志们，明天河里要来大水啦！河坡上的庄稼快点收拾啊……刚喊了头遍，对门二娘便大骂起来，死老于，怎不早说啊，俺家四五十斤的种子，那不是白扔了吗？爷爷听了大声应道，骂人家干吗，还不快去收拾庄稼，那青稞子喂不饱大人孩子，还喂不饱牛羊吗？

那一年，全村庄稼虽然还是歉收，但羊肥牛壮，都卖了个好价钱。爷爷看着家里新买的飞鸽车，笑着说，明天我去跟老于说，他也该换辆车子了。

河水几经涨落，沿岸的庄稼人终于过上了衣食无虞的生活，村上的新瓦房也快盖到了河堤边。有一天，爷爷气呼呼地回来，进门就说，这个老刘头怎么那么犟，硬是到河堤下盖房，不给老于面子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动家伙打人家啊？后来事情到底怎样，爷爷没再提起，我也没追问，只是发现，刘爷爷换了地方盖房，搬家的时候请爷爷喝酒，爷爷说啥也没去。

时光就像这老浮河里的水，缓缓流淌。每次回家，我总会陪爷爷到河堤上走一走、坐一坐。放眼两岸绿油油的庄稼，耳听拖拉机的轰鸣，爷爷感慨万千：唉，老喽！想想年轻那会儿干活可不比现在的机器差呢，还是年轻好啊。老于的摩托车可真气派，总算可以每天打个来回，不用晚上在这露天地里遭罪了……

某个暑夏，爷爷一连几天不开心。问他为啥，爷爷叹了叹气，还不是老于，这么大的雨，河堤能不冲出沟吗？都那么晚了，还平起来没完，骑个摩托也不注意点，摔折腿还不是自己一辈子的毛病！这老于啊……

那年，爷爷走了。出殡那天，一个50多岁的陌生人跪在棺材前一通大哭。母亲告诉我，他是老于。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老于，见到这个爷爷30多年的“忘年交”。老于真的老了，花白的头发，满脸的沧桑，怎么都和爷爷挂在嘴头上的“老于这孩子”对不上号。老于起身时，我分明看到他的腿脚真的略显蹒跚。

爷爷生前说过，古有大禹治水，老于莫不是大禹的后代？那时的我总会笑爷爷夸大了老于的功绩。现在想想，老于一年四季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终日与老浮河相伴，守一方水土，保一方平安，或许老于就是这老浮河里的一条小鱼呢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