泊头市区西河岸南头有一个小村子，叫作大王庙。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叫它“大[dà]王庙”。殊不知，应该读作“大[dài]王庙”。

这要从大王庙的村名来历说起。

运河从东光流入泊头市境，先向西北，再向东北，这中间左折右转，在大王庙村南连续六七个大胳膊肘弯。不仅汛期流湍，易出险情，就是平日行船，其篙工舵师也要打起十分精神。为了祈求平安，泊头也循例在此修建了一座“大王庙”，大王庙村名即出于此。

其实，这个大王庙全称是“金龙四大王庙”。现在泊头南头的一些老人也还知道是“四大王庙”。

明清运河是中国大地上最繁忙的水上运输线。仅官方由南向北送往京城的漕粮，大体每年都是400万石，最高时达500万石。承明天顺以后，漕船定数11775艘；清前期河运畅通时，每年沿运河北上的重运漕船六七千艘，押运官兵则有10余万人次之多。此外从江南输送各种宫廷用品的贡船，常年上千，多时三千余。民间商船就更是无法统计。

水上行船最受自然条件影响，风雨不说，水大有倾覆之险，水小怕搁浅难行，这些年仅泊头市区段河底就两次发现沉船。而大运河沧州段，既截断了华北平原西来各河东去入海之道，又因上源接受卫、漳、黄等河浊水，每逢雨季内外夹攻，极易漫溢、决口。旧时科学尚不昌明，民间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，便时常转向神明祈求护佑。

“四大王庙”应该就是这样修建的。

说起这个四大王的来历，也是在流传过程中逐渐积累而走上神坛的。

四大王原型人物谢绪，南宋灭亡，投水殉国。元末，明军与元兵在黄河下游吕梁洪交战不敌，传说谢绪显灵披甲执鞭，逼得河水倒流，元军战船不进反退。过后朱元璋论功行赏，封他为金龙四大王。

据学界研究，1855年前的700多年间，黄河一直在今开封到清江一线入海，吕梁洪是当时黄河下游著名险段，而当时运河也正经过这里。适应祈愿漕运平安的精神需求，首先在吕梁洪出现了谢绪助战的传说，并逐渐附会成护佑漕运之神。明嘉靖之后，甚至到了“凡两岸有祠皆祀金龙四大王之神”“军民输京师之赋者，凡四百余万石，舟楫之行计万五千余艘，皆赖神之护佑”的地步。明隆庆《沧州志》记有“四大王庙在卫河东岸，又在盐场河岸”，就是水月寺一带。

清朝继承了明朝崇拜漕运之神的传统，顺治年间封为“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”，并在运河重镇宿迁祭祀。清廷应相关官员之请（其中就有南皮老乡、时任漕河总督的张之万），先后18次给四大王加封号，最多加到了42个字，甚至超过了文圣人孔子和武圣人关羽，足见官方重视程度之高。这是因为明清两朝对漕运的依赖是漕船的安全准时。与此同时，四大王崇拜在南运河沧州段也随之进一步扩展，查沧州各县志，北到兴济，南到连镇，连不临运河的南皮县城西和交河县城西关，都有四大王庙的香火，而又尤以东光为最，《东光县志》说“河神庙在马头镇河东……此外大王庙一在刘庄、一在大龙湾、一在洪庙、一在陈庄”，连同“泊镇河岸”的“四大王庙”，应该就是明清之际修建的。

泊头的四大王庙究竟什么时候修建没有记载。明万历十四年，老家交河县的余继登自开封返程时在黄河乘船遇险，一名老船夫向金龙四大王祷告而神奇脱险。余继登就此写了一篇《金龙四大王灵应记》。泊头的四大王庙，究竟是余继登促成修建，还是漕运官员或客商所为，由于泊头只是交河县下属的一个镇，历来的府县方志都很少提及，因而也就无从考证了。

20世纪50年代，我曾经随老父亲沿河堤南行，走过大王庙村边，老人家还指给我村北那几座近于荒废的小庙，有什么财神庙、四大王庙，还有什么娘娘庙、奶奶庙。去年，我特意去大王庙村转了一圈。印象里的小村子已与泊头市区连成一片，那些土坯房也全被砖瓦房所替代。83岁的王汉珍老人告诉我，她自小生长于斯，对代代相传的四大王了如指掌。现在大王庙村警务室南侧，就是古代泊头镇南城墙位置，从那儿向东南不远就是金龙四大王庙，再往东南盐场后面的道路南北，分别是我所问的财神庙和娘娘庙。她还记得老人们常常说起的“迎神”情景：每到雨季，河水暴涨，就有管事的人们操持着，敲锣打鼓地把一个玻璃盒放到河堤上，待到一条黄色小蛇从河里爬进盒里，就捧着这玻璃盒供奉到四大王庙，期待河水慢慢落下去。

这个迎神过程，与明清笔记小说里的记述倒是多有吻合。明清时期就将金色小蛇当成金龙四大王化身，清代黄钧宰《金壶七墨》有记载：“(金龙四大王)化身常为金色小蛇，故曰金龙。”而相关官员们也把金色小蛇的出现视为吉兆。

清咸丰五年，黄河不再南流夺淮入海，再加上当时太平天国兵锋切断江南运河，运河漕运从此衰落。四大王的香火当然也就随之黯淡了下来。

辛亥革命后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多项破除迷信的命令，宣布“前清祀典所载，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”，通令各县查禁各地盛行的迎神赛会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再次掀起破除迷信高潮，全国各地的玉皇庙、城隍庙、龙王庙、关帝庙等或拆毁破败、或改作学堂，大都不复旧貌。想来，大王庙也难逃此劫，慢慢湮没在历史的尘烟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