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海涛

杨博的《火车站》《红荆条》《冬天的煤火》《冬日坑塘》，成为“新大运河散文”栏目的开幕之作。

其实，“新大运河散文”早在《运河人家》创办时，就已经为大幕的开启做准备了。近五年来，逐渐形成以杨博、张彦广、史丽娜、吴相艳、张艳、王福利、韩书运等为代表的“新大运河散文”创作群体。他们写出了大量作品，除了发表在《运河人家》外，还见诸于《散文百家》《生态文学》《辽河》《大地文学》《河北日报》《宝安日报》等。杨献平、徐迅、刘琼等著名散文家参与后，不但把沧州写到了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《雨花》等报刊上，还拓宽了“新大运河散文”的思维路径。

以写作“南太行”为主要题材的杨献平，近来出版的《南太行纪事》，是他数十年来对南太行乡域的地域自然、人文生态观察，对特定地理环境里的一群人与他们中个体的现实际遇，以及对乡村既往史和现实层面思考的结晶。当杨献平从南太行转过身来，面对大运河与渤海湾时，在《沧州的运河与黄骅港》中写到的大运河，“体现的是华夏民族自古以来互通有无、相互支撑与团结的传统文化精神。在沧州这个平原之地，也和蔚蓝色的大海进行着广阔的沟通，她背靠巍巍太行与繁华京城，面朝的是无际的世界。”

正在《美文》杂志连载长篇散文《淇水》的散文家田万里，也投来一组写淇河的散文。他说，淇河是大运河的一部分。

散文写作像一种采集，化学的采集，而非物理的。同样是用文字去采集，由于组合的不同，有了不同意义。比如，同一片土地，埋进不一样的种子，采集出来，便是不一样的植物与果实。有的只能当柴火，有的只能喂动物，有的是人类的粮食，有的却是治病的药材。

大运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新大运河散文”，是对大运河文化的现代发现，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叙事的重要方面。就像千年前，大运河漂来了沧州城。如今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，为沧州注入了新的精神力量。

杨博说，他小时候特别嘎，经常玩出圈儿。

杨博的大运河散文，存留下一个大运河时代，正因为一种叛逆与出圈儿，使得他的散文有了一种新时代意识，他的一百多篇大运河散文便具有了史诗的意义。

杨博的大运河散文带入感强，原因在于他能把花鸟草虫、烟火人生的微小细节，通过自己独有的语言方式，把其味道传达出来，吻合过来人的韵味，又适应现代人向往慢生活的况味。

冠名以“新大运河散文”，才刚刚开始。就像早年出现了“寻根文学”，直到韩少功在《文学的“根”》里称:“文学有根，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里”“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予以超越，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”，“寻根文学”的大幕才正式开启一样。

文学的流派是书写风格的重要标识。古有《诗经》中的“十五国风”，唐宋以来，形成了公安、竟陵、桐城等以地域为名的文学流派，上世纪30年代有京派与海派，四五十年代的山药蛋与荷花淀派，80年代的寻根文学，再到当下有“新南方写作”“新东北文学”。

在谈论文学流派的地方性时，一位评论家说：“如果仅将‘地方性’理解为空间地域差异所带来的特殊风格，那么这种理解则不免单薄，也无法解释‘地方性’在历史中时隐时现、却又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在某种意义上，真正的‘地方性’溢出了语言、风物、习俗等地方性元素的浅表，而溢出的部分，恰是抵抗着单一性叙述的文学的真正的灵魂。”

贾平凹与谢有顺有一个对话，时间久了，只记得一个大概了。

谢有顺说，散文的门槛很低，但真要把散文写好，又非常难。

贾平凹说，散文看似容易，进入却难。因为散文是心的写作。散文写到一定层次，就没有那种抒情了，就是天文地理人间地狱神界融合而贯通的东西，完全是天地自然中，现在生活中，生命里体验出来的东西。天地贯通以后的人才能写散文，才能写出好散文。

大运河就是这么一个天地贯通的存在，关于人类的一切问题，只要你能发现。

“地方性”只是站在地球上的那个点而已，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，都是一个中心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