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得我小时候，老舅讲话总是轻言细语，待人接物和蔼可亲、一脸慈祥，从没见他着过急。

老舅是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兼老师，但乡里乡亲都习惯叫他赵老师。学校坐落在村中心，门对着池塘，一个大院里五六间房的样子。一块块两三米长、不规整的厚木板，用砖垫起来，就算“课桌”。一排“课桌”能坐六七个学生。坐椅是形色各异的小木板凳，某个凳子腿坏了，垫着几块砖头作支撑。两块黑板，东边墙上一块、西边墙上一块，房间有限，学生又少，一个年级十几、二十人不等。便“优化”教室使用，两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，中间为线，二年级面向西侧黑板，三年级面向东面黑板。二年级老师讲课时，三年级自修，反之亦然。

我在邻村枣园里上课，不记得为啥事与同学小乐子吵起来，“一怒之下”背起书包步行十几里路来到老舅家。怕挨责骂，谎称学校放假了，直到班主任吴桂兰老师不知道通过什么线索到家里找人，“谎言”才被戳穿。那段时间，就在老舅家“安家落户”，并堂而皇之地上起学来。

我当时大概上三年级的样子。临时插班，与其他同学一样，上课时面向东面的黑板。

老舅是学校里最忙的人。五个年级，只有三个老师，每个老师要教多个班、代多门课。老舅除了教课，还要提前到校，打开教室窗户通风，保证空气清新。放学后总是关好窗户，室门落锁才离开。晚上还要批改作业，准备好第二天的授课教案，直到很晚才休息。

虽然设施简陋，但同学们学习热情高涨，上课认真听讲，及时完成作业。课间休息时，一窝蜂似的在土院墙围拢的院子里嬉闹，一听到上课铃声，马上飞奔进教室，正襟危坐，开始学习。

学校经常组织义务劳动，有时帮助生产队薅草，有时为村里垫土平路，有时去地里捉虫。一次，老舅给我一个罐头瓶、一根小木棍，让我和同学们一起，到东洼黄豆地里捉豆虫。老舅和老师们指导着如何操作，我也学着老师和同学的样子，用木棍把遮住垄的浓密豆叶拨开，寻找趴在豆枝上的豆虫。一会儿，听到身边同学的惊呼声，转头看，果然是同学捉到了豆虫，于是更加细心地边拨、边走、边寻，很快发现了一只，用小木棍慢慢挑起，放进空瓶里，拧紧盖子。突然遇到小片豆秧被略黄的细丝层层缠绕，木棍根本拨不开。老师说，这叫“嘟噜丝”，也就是杜甫“兔丝附蓬麻，引蔓故不长”诗中的“兔丝”，学名“菟丝子”。不必管它，自有大人来解决，耐心捉虫即可。那次可谓战果丰硕，不到半天时间竟然捉了十几只豆虫。回家后，拧开罐头瓶子，倒在地上，姥姥和老妗子饲养的十几只鸡一哄而上，迅速啄食。手指大小的豆虫，鸡用尖尖的嘴啄起，一甩头就吐噜下肚。一物降一物，惊奇极了。

老舅和其他老师们一样，工资是生产队的工分，年末根据工分再计算折合成粮食或一点现金。

在老舅家的一大收获是读了许多书，有些书页间还夹着老妗子的鞋样子。书被放在东屋土炕高墙上的一个大木板箱子里。我站在被摞上勉强打开箱子盖，拿出书来，读完后再按原来顺序悄悄放进去。记得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等都是这样读的，《三国演义》看不大懂、《红楼梦》啰哩啰嗦没细看。长大后才细读了《三国演义》，《红楼梦》则只是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遍就置之高阁了。后来老舅说，知道我爱看书，特意把叠好的被子多摞上一床，好让我够得着箱子拿书。我吃惊感动之余不禁些许汗颜，本以为“窃看书”天衣无缝，结果是被引导的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一晃几个月。不能长久赖在老舅学校上学，只能又回原学校继续读书。每年过年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到老舅家拜年，老舅依然那么忙碌。送走一批学生，又迎来一批新生，有的老师转岗了，新的老师又来了，但老舅依然年复一年兢兢业业地做着校长和教师，从来也没听他抱怨过什么。

去年临近春节，我到老舅家拜望。80岁的老舅，精神很好，和我言笑晏晏。恰遇一位长辈也在，他笑着说，书朋（老舅的名字）可了不得，国家都发证书了。翻开证书，上面写到，从事乡村教育满30年，为我国乡村教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。上面盖有教育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两枚鲜红印章。

老舅笑着说，证书不只是我有，超过30年教龄的乡村教师都有，我做教师33年、校长近30年。赶上了好时候，最后按退休待遇，现在月月领着退休费，其他时间帮你表弟打理承包地，衣食无忧，一切都很好，非常感恩党的好政策。

这位长辈在一旁啧啧称赞，你老舅不光学生教得好，桃李满天下，哪个行业都有，书法也好，人更好，村里大事小情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去帮忙。有一次下雨，我来串门，你老舅和老妗子正帮着外出打工没回来的邻居收晾晒的玉米，自家的玉米还淋着雨，值得你们好好学习。

老舅说，嗨，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事，说他干吗？

我望着老舅略显花白的头发和岁月给予的皱纹，心中十分敬佩。不管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像老舅这样的乡村教师们，都是民族的脊梁。